于禁，字文则，泰山郡钜平人（治今山东省泰安市岱岳区），生年不详，卒于魏文帝黄初二年（221）。于禁是曹魏五子良将之一，一生战功赫赫，但也因战败被俘而饱受争议。
于禁的相关记载起始于汉末黄巾乱时。当时济北相鲍信奉命招募军队平乱。泰山郡钜平县在今山东泰安，济北国治卢县，在今山东济南，泰山郡与济北国两郡相邻，而且鲍信是泰山平阳人，和于禁是同郡的同乡，于是于禁参加了鲍信的队伍。《三国志·于禁传》：“黄巾起，鲍信招合徒众，禁附从焉。及太祖领兖州，禁与其党俱诣为都伯，属将军王朗。”当时青州黄巾势力强大，杀死兖州刺史刘岱。鲍信等人遂至东郡，请当时任东郡太守的曹操领兖州牧，抵御黄巾。于禁同部下遂来投奔曹操，担任“都伯”，为将军王朗的部下（这个王朗应该是曹操手下的将领，和后来官至司徒的东海王朗显然不是同一个人）。
据《通典》卷一四九《步战令》：“……旗幡麾前则前，麾后则后，麾左则左，麾右则右，不闻令而擅前后左右者，斩。伍中有不进者，伍长杀之；伍长不进，什长杀之；什长不进，都伯杀之……”都伯位在什长之上，“伯”又通“百”，都伯应该是统领百人的小军官，即“百夫长”。“朗异之，荐禁才任大将军。太祖召见与语，拜军司马”。王朗很器重于禁的才能，就向曹操推荐他，说他可以胜任大将军的职务。当然，王朗并不是让曹操任用于禁为大将军，毕竟当时曹操的官位也不过是东郡太守领兖州牧，并无权限授官诸公之一的大将军。卢弼《三国志集解》：“‘军’字疑衍，大将军位次最高，岂此时之王朗所能荐乎？”又《太平御览》引《魏志》曰：“于禁字文则，太山人。将军王朗异之，荐禁才任大将。太祖召见与语，拜军司马，后拜虎威将军。”《通志》所引，亦无“军”字，也可能是援引萧何向刘邦荐韩信有大将军之才事，说明于禁的才能上限不凡，并非真的荐举于禁为大将军。曹操召见了于禁，同他谈话，任命他为军司马。当时曹操应该已经与陶谦交战，于是“使将兵诣徐州，攻广威，拔之，拜陷阵都尉”。曹操派于禁带兵到徐州，攻打广戚县（《三国志》原作“广威县”，赵一清和谢钟英经过考证，判断“广威”是“广戚”之误，广戚在今江苏徐州沛县东）。顺利攻破县城后，可能在战斗中表现比较突出，被提拔为都尉（统兵八百人）。《三国演义》中于禁的出场大致与史料相同，于曹操招贤之时前来投奔。 第十一回：“又有一将引军数百人，来投曹操：乃泰山巨平人，姓于，名禁，字文则。操见其人弓马熟娴，武艺出众，命为点军司马。”
兴平元年（194），陈宫、张邈、张超等人背叛曹操，迎接吕布为兖州牧，于禁一直跟随曹操在兖州四处征战：“从讨吕布于濮阳，别破布二营于城南”，随同曹操到濮阳讨伐吕布，单独领兵在城南攻破了吕布两座营寨；“又别将破高雅于须昌”，单独率兵在须昌（在今山东省东平湖内）打败了高雅；“从攻寿张、定陶、离狐”，随从曹操攻打寿张（今山东省东平县西南）、定陶（今山东省菏泽市定陶区）、离狐（今河南省濮阳县南）；“围张超于雍丘”，在雍丘（今河南省杞县）参与围攻张超。
在曹操结束与吕布的拉锯以后，于禁又“从征黄巾刘辟、黄邵等”，跟随曹操讨伐在汝南郡和颍川郡活动的黄巾军刘辟、黄邵等部。于禁屯扎在版梁，黄邵等乘夜袭击曹操营寨，于禁“帅麾下击破之，斩（辟）邵等，尽降其众。迁平虏校尉”。于禁领部下迎击，打败了敌人，杀死了黄邵等敌军将领，迫使剩余的部众全部投降。于禁因功升任平虏校尉。
在之后的宛城之战中，于禁有良好的表现。他随曹操到宛城讨伐张绣，迫使张绣投降。后来张绣再次反叛，偷袭曹操，曹操大败，儿子曹昂和侄子曹安民全都被杀。《三国志·于禁传》：“太祖与战不利，军败，还舞阴。”当时部队溃乱，将士们都四处寻找曹操，“是时军乱，各间行求太祖，禁独勒所将数百人，且战且引，虽有死伤不相离。虏追稍缓，禁徐整行队，鸣鼓而还”。只有于禁的队伍秩序严整，他约束部下的几百名士兵，且战且退，虽有负伤战死的也不许散开。敌人并未穷追猛打，于禁得以有条不紊地调整队伍，敲着战鼓回营。“未至太祖所，道见十余人被创裸走，禁问其故”，返军途中，于禁看到十多个负伤的人光着身子跑，于禁问他们缘故，他们回答说自己被青州兵抢劫了。所谓“青州兵”，是曹操击破的青州黄巾。曹操将他们收编后，保留了他们原来的组织形态。曹操对青州兵非常宽容，所以他们敢趁乱掳掠。于禁非常愤怒，“令其众曰：‘青州兵同属曹公，而还为贼乎！’乃讨之，数之以罪”。于禁对部下发布命令说：“青州兵也属曹公统辖，怎么能重新做贼呢？”于是于禁给予还击，制止他们的行为。青州兵逃跑到曹操那里去状告于禁。“禁既至，先立营垒，不时谒太祖。或谓禁：‘青州兵已诉君矣，宜促诣公辨之。’禁曰：‘今贼在后，追至无时，不先为备，何以待敌？且公聪明，谮诉何缘！’徐凿堑安营讫，乃入谒，具陈其状”。于禁抵达后，先安营扎寨，没有立刻去拜见曹操，有人劝他应该立即曹操那里辩解。于禁却认为，如今敌军就在身后，随时可能追来，必须先设好防御来抵御敌人。在于禁看来，曹操英明睿智，自己不必担心青州兵的诬告。等到壕沟营垒都安排就绪，于禁才进去拜见曹操，把事情经过一一禀报。“太祖悦，谓禁曰：‘淯水之难，吾其急也，将军在乱能整，讨暴坚垒，有不可动之节，虽古名将，何以加之！’”曹操很高兴，他认为战败之际，众军惊恐，于禁却能在乱中保持镇定，讨伐暴 乱兵士，坚固营帐，可以与古代名将相提并论。“于是录禁前后功，封益寿亭侯”。于是曹操奖励于禁前后积累的功劳，封他为益寿亭侯。（《北堂书钞》卷四十七“于禁淯水之难”条引《于禁传》作“益封寿亭侯”，应是“封益”倒误所致）
建安二年（197），盘踞淮南的袁术侵略陈郡（当时是陈国，治今河南省周口市淮阳区），曹操率军东征，袁术本人仓皇撤退，留下桥蕤、李丰、梁纲、乐就四名将领。曹操击败了桥蕤等人，《三国志·于禁传》记载，于禁跟随曹操在苦县（今河南省鹿邑县）围困了四将，斩杀了他们。此事在《三国志·武帝纪》也有记载，单看这两条材料，无法判断于禁在此战中发挥了多大的作用。《三国志·武帝纪》有献帝加曹操魏公的诏书，诏书历数曹操的各种功劳，其中有“袁术僭逆，肆于淮南，慑惮君灵，用丕显谋，蕲阳之伇，桥蕤授首，棱威南迈，术以殒溃，此又君之功也”。诏书的意思是说，桥蕤是袁术手下非常重要的将领，他的战死直接导致了袁术的败亡，可以想见此战的规模很大，袁术在人才和兵力两个方面都受到重大打击，所以他才会陷入史书所谓“兵弱，大将死，众情离叛”（《后汉书·袁术传》）的局面。曹操一定在这场战役中发挥了主要的作用，不然诏书就不会特别点明此战，于禁只是参与其中，“斩蕤等四将”是对战役结果的总述，不是于禁一个人的功劳。另外，此事在《三国志·武帝纪》中被系于建安二年（197）九月，晚于建安二年初发生的宛城之战，《于禁传》却将此事系于宛城之战前，《纪》比《传》的时间信息更加明确，当从《武帝纪》。另外，《于禁传》记载围困地点在苦县，《武帝纪》没有提到这一点，而《后汉书》却记载战役发生在蕲阳（“曹操乃自征之。术闻大骇，即走度淮，留张勋、桥蕤于蕲阳，以拒操”），史料之间似乎存在矛盾。首先要确定的是蕲阳的位置。李贤注《后汉书》时犯了张冠李戴的错，把这个蕲阳当成了蕲春郡的蕲阳口，这当然是不可能的，袁术从淮南入侵陈郡，无论如何都不会经过大别山西侧的蕲春。《三国志·何夔传》记载，袁术入侵陈郡，围攻蕲阳城不下，于是希望同为陈郡人的何夔劝降蕲阳，据此可知蕲阳当在陈郡境内，历代郡国志或地理志中都没有记载此地，应该是一个没有设县的小城。确定了蕲阳在陈郡境内，一切疑问就都迎刃而解了。袁术在陈郡围攻蕲阳，得知曹操率军救援，在蕲阳留下桥蕤等四名将领，这样也许是为了阻击曹操保证自己安全逃离，也许是袁术既不敢面对曹操又不忍心放弃久攻不下的城池，所以做出了荒唐的决策。总之，袁术把桥蕤等四将留在陈郡，不知道他们是主动撤退还是在野战中被曹操打败了，总之他们退入了邻郡谯郡治下的苦县，此地濒临㳡水，顺流而下可达淮南。桥蕤等人在此地被曹操围困并消灭。
《三国志·于禁传》：“复从攻张绣于穰，禽吕布于下邳，别与史涣、曹仁攻眭固于射犬，破斩之。”此后，于禁参与了曹操再次攻打张绣和讨伐吕布的战役，史书中没有具体提到于禁在这两次战役中的表现。这期间，于禁还和史涣、曹仁在射犬（今河南省武陟县西北）攻打眭固，打败并斩杀了眭固。此战在徐晃和乐进的传记中也有记载，三个人的传记都没有提到另外两个人的参与。倒是《徐晃传》记载徐晃“与史涣斩眭固于河内”，与《于禁传》吻合，很可能史涣才是这场战役的真正指挥者。裴松之注引《魏书》称史涣“从征伐，常监诸将”，可以印证这种猜想。
曹操随着势力不断扩大，与袁绍交恶。讨伐眭固，于禁就在黄河沿线，于是接下来就被任命守卫延津（属今河南省卫辉市），而曹操也在官渡一线做好和袁绍对抗的准备，“乃遣步卒二千人，使禁将，守延津以拒绍，太祖引军还官渡”。后曹操东征刘备，袁绍引军攻打延津，于禁坚守，“绍不能拔”。当时袁绍主力还未到，所以于禁才能凭借所部一两千人守住延津，并且还能主动出击，同乐进等人率领步兵、骑兵共五千人，攻击袁军营垒，“从延津西南缘河至汲（今河南省卫辉市西南）、获嘉（今河南省新乡市西）二县，焚烧保聚三十余屯，斩首获生各数千，降绍将何茂、王摩等二十余人”。随后，曹操又让于禁单独领兵，“屯原武（今河南省原阳县），击绍别营于杜氏津，破之”，因功升任裨将军。其后于禁到官渡与曹操主力汇合，应是曹操兵力有限，出于集中兵力的考虑。“太祖与绍连营，起土山相对。绍射营中，士卒多死伤，军中惧。禁督守土山，力战，气益奋”。曹操和袁绍两军在官渡对垒，双方军营相连，都筑起土山向对面射箭。袁绍部队箭矢密集，曹军伤亡惨重。于禁监督士兵守御土山，工作非常得力。袁绍被打败后，于禁升任偏将军。
《三国志·李典传》：“刘表使刘备北侵，至叶，太祖遣典从夏侯惇拒之。备一旦烧屯去，惇率诸军追击之，典曰：‘贼无故退，疑必有伏。南道狭窄，草木深，不可追也。’惇不听，与于禁追之，典留守。惇等果入贼伏里，战不利，典往救，备望见救至，乃散退。”又《三国志·先主传》：“（刘表）使拒夏侯惇、于禁等于博望。久之，先主设伏兵，一旦自烧屯伪遁，惇等追之，为伏兵所破。”建安七年（202），投靠刘表的刘备率军北侵，曹操派夏侯惇、于禁、李典反击刘备。曹军在叶县（今河南省叶县西南）逼退刘备，于禁跟随夏侯惇追击刘备，结果中了埋伏，被刘备打败。在《三国演义》第三十九回中，在正史记载基础上，增加了于禁听从李典建议，提醒夏侯惇防备火攻的情节：时天色已晚，浓云密布，又无月色；昼风既起，夜风愈大。夏侯惇只顾催军赶杀。于禁、李典赶到窄狭处，两边都是芦苇。典谓禁曰：“欺敌者必败。南道路狭，山川相逼。树木丛杂，倘彼用火攻，奈何？”禁曰：“君言是也。吾当往前为都督言之；君可止住后军。”李典便勒回马，大叫：“后军慢行！”人马走发，那里拦当得住？于禁骤马大叫：“前军都督且住！”夏侯惇正走之间，见于禁从后军奔来，便问何故。禁曰：“南道路狭，山川相逼，树木丛杂，可防火攻。”夏侯惇猛省，即回马令军马勿进。言未已，只听背后喊声震起，早望见一派火光烧着，随后两边芦苇亦着。一霎时，四面八方，尽皆是火；又值风大，火势愈猛。曹家人马，自相践踏，死者不计其数。赵云回军赶杀，夏侯惇冒烟突火而走。且说李典见势头不好，急奔回博望城时，火光中一军拦住。当先大将，乃关云长也。李典纵马混战，夺路而走。于禁见粮草车辆，都被火烧，便投小路奔逃去了。
建安十一年（206），之前投降曹操的泰山贼昌豨再次反叛，曹操派于禁征剿。《三国志·于禁传》：“遣禁征之。禁急进攻豨；豨与禁有旧，诣禁降。”又《三国志·夏侯渊传》：“昌狶反，遣于禁击之，未拔，复遣渊与禁并力，遂击狶，降其十余屯。”最初战事不利，曹操又派夏侯渊帮他，降服了十几座营垒。昌豨和于禁都是泰山人，两人过去有过交情，考虑到这一层关系，昌豨向于禁投降。众将军都认为昌豨既然已经投降，就应该送他到曹操那里。于禁却说：“诸君不知公常令乎！围而后降者不赦。夫奉法行令，事上之节也。豨虽旧友，禁可失节乎！”在于禁看来，被围以后投降的不赦。奉行法律，遵守命令，这是下对上的大节，昌豨与自己虽然相识，但是自己不能因此失节。“自临与豨决，陨涕而斩之”。当时曹操正因征讨海贼管承而在淳于驻军，听说后叹息说：“豨降不诣吾而归禁，岂非命耶！（昌豨不到我这儿投降，而去找于禁，这不是命中注定要死了吗？）”于禁此番举动收到了很好的效果，从此更受曹操器重。裴松之评价此事时认为，虽然要按照军法处置，但是把昌豨放到囚车里送给曹操处置，也算是遵从军法。于禁没有因为有交情而想办法帮一下老朋友，同时又违背众人的看法，所以他后来军败投降、死获恶谥，也是很应该的。可能于禁考虑到之前攻打昌豨没有打下来，有可能被怀疑因为与昌豨有交情而故意不出力，事后又想方设法保全昌豨，则会招来更多的怀疑，对自己不利。
东海平定以后，于禁升为虎威将军。赤壁之战时，曹操以赵俨为都督护军，督护于禁、张辽等七支军队。《三国志·赵俨传》：“太祖征荆州，以俨领章陵太守，徙都督护军，护于禁、张辽、张郃、朱灵、李典、路招、冯楷七军。”在《三国演义》中，增加了于禁和毛玠代替被误杀的蔡瑁、张允成为水军都督的情节，但正史和小说中都没有于禁参与赤壁之战的具体事迹。
后来于禁参与讨伐盘踞在庐江郡（治今安徽省潜山市）的贼寇陈兰、梅成。他同臧霸等人负责攻击梅成的队伍，张辽、张郃等人负责征讨陈兰，“禁到，成举众三千余人降。既降复叛，其众奔兰。辽等与兰相持，军食少，禁运粮前后相属，辽遂斩兰、成。增邑二百户，并前千二百户”。于禁到达后，梅成带领三千多人诈降，于禁信以为真，于是撤军，梅成随后又叛变，率领部下投奔陈兰，叛军逃入山中。张辽等人同陈兰相持，军粮不足，于禁将功补过，为张辽押运粮草，粮车前后相接。张辽得到给养，最终取胜，杀了陈兰、梅成（此事《通鉴》系于建安十四年）。于禁增加食邑二百户，合计一千二百户。“太祖常恨朱灵，欲夺其营。以禁有威重，遣禁将数十骑，赍令书，径诣灵营夺其军，灵及其部众莫敢动；乃以灵为禁部下督，众皆震服”。曹操一直讨厌朱灵，想夺走他的军权，因为于禁有威信，可以震慑别人，就派于禁带几十名骑兵，拿着命令，直接到朱灵的营地解除他的兵权，朱灵和他的部下都不敢妄动，于是任命朱灵担任于禁的帐下督，众人都被震服。于禁升任左将军，持节钺，“分邑五百户，封一子列侯”，这是于禁担任的第一个重号将军。
建安二十四年在樊城（今湖北襄阳市樊城区）被俘是于禁人生的转折点。《三国志·于禁传》：“建安二十四年，太祖在长安，使曹仁讨关羽于樊，又遣禁助仁。”建安二十四年（219），曹仁在樊城与关羽交战，曹操派于禁去援助曹仁。“秋，大霖雨，汉水溢，平地水数丈，禁等七军皆没”。赶上秋天，下暴雨，汉水泛滥，平地水深好几丈，于禁部下都被淹没，于禁同众将登上高坡，望着汪洋一片，无处躲藏。关羽乘着大船靠近攻击，“禁遂降，惟庞悳不屈节而死”。曹操听说后，哀叹了很久，说：“吾知禁三十年，何意临危处难，反不如庞悳邪！”我认识于禁有三十年，哪想得到临危处难，反而不如庞德呢？
《水经注》记载了于禁驻军的地点：“沔水又迳平鲁城南。城，鲁宗之所筑也。故城得厥名矣。东对樊城，樊，仲山甫所封也。《汉晋春秋》称：桓帝幸樊城，百姓莫不观。有一老父独耕不辍。议郎张温使问焉，父啸而不答。温因与之言，问其姓名，不告而去。城周四里，南半沦水。建安中，关羽围于禁于此城，会沔水泛溢三丈有余，城陷，禁降。庞德奋剑，乘舟投命于东冈。魏武曰：吾知于禁三十余载，至临危受命，更不如庞德矣。城西南有曹仁《记水碑》，杜元凯重刊其后，书伐吴之事也。”《水经注》将于禁屯军之地置之樊城。然而后来于禁投降，关羽却始终没有攻克樊城，所以可以确定，于禁军的驻地不在樊城。因此有学者对《水经注》的说法提出质疑，认为《水经注》此段文字有脱漏，判断于禁驻扎之地应在今湖北襄阳的邓城遗址。（胡以存，吴媛花：《于禁“七军皆没”与平鲁城地望》，肖洋：《于禁驻扎之城考》）《三国演义》将指挥襄樊作战的于禁刻画成了一个嫉贤妒能的小人，他为了阻挠庞德立功不惜贻误战机，又不听劝阻坚持在洼地扎营以致七军被淹。其实，历史上的于禁不应该背负此次战败的主要责任。首先，史书将援军概括为“于禁”等七军，只是因为于禁在其中地位最高，其实战役的最高指挥官是曹仁而非于禁。《三国志·庞德传》记载“（曹）仁使（庞）德屯樊北十里”，庞德之前就在樊城一带受曹仁调遣，不统属于禁。《庞德传》还提到庞德在部下死伤殆尽的情况下，仍然试图乘小船逃回曹仁的营寨。庞德的情况说明曹仁才是曹军在襄樊战场的主帅。司马光也持此观点，在《资治通鉴》中称“（曹）仁使左将军于禁、立义将军庞德等屯樊北”，认为于禁、庞德等军队驻扎的地点都是由曹仁决定的，这与《三国志·庞德传》的记载相符。其次，《三国志》中多处提到于禁众军被淹是因为“汉水暴起”，蒋济也曾对曹操说“于禁等为水所没，非战攻之失”，可知此次战败是天灾所致，并非于禁一人之力可以挽回。即便要追究责任，也应该首先责怪曹仁，因为于禁和庞德的军队驻地都是由他决定的。况且，曹仁在赤壁战后久驻荆州，本应熟悉当地气候和水文，但是他却没有预计到雨季爆发山洪的可能性，这才造成了严重的损失，实在难辞其咎。曹仁之后配合新来的援军徐晃击退了关羽，于是之前指挥不利的问题也就一笔勾销了，临阵投降的于禁被当成战败的最大罪人。
《三国志·虞翻传》：“魏将于禁为羽所获，系在城中，权至释之。”关羽俘虏了于禁众军后，将他们送往江陵（今湖北省荆州市）。因为俘虏太多，关羽军甚至发生了粮食短缺的问题。关羽擅自取用孙权囤积的粮食，这引起双方矛盾激化，坚定了孙权对付关羽的决心。孙权偷袭荆州得手，俘虏了关羽部下，于禁又成了孙权的俘虏。孙权对于禁非常礼遇，出游时曾与于禁并马而行，还邀请他出席宴会，但是江东名士虞翻多次羞辱于禁，称呼他为“降虏”。“权乘马出，引禁并行，翻呵禁曰：‘尔降虏，何敢与吾君齐马首乎！’欲抗鞭击禁，权呵止之。后权于楼船会群臣饮，禁闻乐流涕，翻又曰：‘汝欲以伪求免邪？’权怅然不平。” 《三国志·虞翻传》裴注引《吴书》记载虞翻还曾建议孙权杀掉于禁：“后权与魏和，欲遣禁还归北，翻复谏曰：“禁败数万众，身为降虏，又不能死。北习军政，得禁必不如所规。还之虽无所损，犹为放盗，不如斩以令三军，示为人臣有二心者。”权不听。群臣送禁，翻谓禁曰：“卿勿谓吴无人，吾谋适不用耳。”于禁虽为虞翻所恶，然犹赞叹虞翻，魏文帝常为虞翻设虚坐。
魏文帝即位，孙权向曹丕称藩，于禁得以回到北方。《三国志·于禁传》：“帝引见禁，须发皓白，形容顦顇，泣涕顿首。帝慰谕以荀林父、孟明视故事，拜为安远将军。”文帝召见于禁，见他须发雪白，面容憔悴，叩头流泪，文帝用荀林父、孟明视的事安慰他，封他为安远将军，还赐给他朱绶和远游冠。后来文帝又想派于禁出使吴国，“先令北诣邺谒高陵”。文帝虽然表面上对于禁很是关照，心里同样瞧不起他，于是趁机捉弄他，预先让人在陵堂里画画，描绘关羽取胜、庞德愤怒、于禁投降的情形。于禁羞愤难当，因此发病而死，谥曰厉。
于禁在曹操阵营中的地位极高，在除了夏侯惇、曹仁等人以外的异姓武将中，于禁居于首席。陈寿《三国志》论列五子良将，以于禁为首：“太祖建兹武功，而时之良将，五子为先。于禁最号毅重，然弗克其终。张郃以巧变为称，乐进以骁果显名，而鉴其行事，未副所闻。或注记有遗漏，未如张辽、徐晃之备详也。”建安十一年（206），曹操向汉帝上表，为自己手下的将军们邀功请赏，称赞他们“武力既弘，计略周备，质忠性一，守执节义，每临战攻，常为督率，奋强突固，无坚不陷，自援枹鼓，手不知倦。又遣别征，统御师旅，抚众则和，奉令无犯，当敌制决，靡有遗失。论功纪用，宜各显宠”，任命于禁为虎威将军，乐进为折冲将军，张辽为荡寇将军。此事记载在《三国志·乐进传》中，即使《三国志》有“专美传主”的特点，于禁仍然位列传主乐进和张辽之上，可以确定于禁的地位确实高于他们。裴松之注引《魏书》称赞曹操知人善任，以于禁、张辽等人为例，于禁在其中同样居于首位（“知人善察，难眩以伪，拔于禁、乐进于行陈之间，取张辽、徐晃于亡虏之内，皆佐命立功，列为名将”）。于禁治军以法度严明著称，因此“最号毅重”，《三国志》记载，于禁同张辽、乐进、张郃、徐晃都号称名将“太祖每征伐，咸递行为军锋，还为后拒；而禁持军严整，得贼财物，无所私入，由是赏赐特重。然以法御下，不甚得士众心”。曹操每次出征，都轮替着让他们担任先锋、殿后。在众将之中，于禁持军严整，一毫不取缴获的财物，因此曹操对他的赏赐特重，但他以法约束部下，所以不很得人心。他在宛城之战中率领败兵有序撤退，在官渡之战中监督士兵冒箭雨修筑土山，都是这种特点的具体表现。于禁的严酷不仅体现在对待下级士兵上，他对待旧友昌豨同样铁面无私，不惜背负骂名。纵观于禁的军事生涯，之所以其能够在曹操军中有崇高的地位，除了资历比较老，主要得益于曹操对他的信任和欣赏，而曹操会对于禁青睐有加，正因为于禁平时的作风给曹操留下了忠诚可靠的印象。无怪乎曹操因为于禁投降关羽而大感震惊和失望。于禁因投降晚节不保，几十年来苦心经营的形象彻底崩塌，再难像从前一样受到尊重和畏惧，最终也难逃悲剧的命运。
参考文献：
1. 【晋】陈寿：《三国志》
2. 【南朝宋】范晔：《后汉书》
3. 【北魏】郦道元:《水经注》
4. 【唐】虞世南辑：《北堂书钞》
5. 【唐】杜佑：《通典》
6. 【宋】司马光：《资治通鉴》
7. 【明】罗贯中：《三国演义》
8. 卢弼：《三国志集解》
9. 胡以存，吴媛花：《于禁“七军皆没”与平鲁城地望》，《湖北理工学院学报》，2014年第6期。
10. 肖洋：《于禁驻扎之城考》，《湖北文理学院学报》，2021年第1期。
